刘芦隐生平故事简介及历史评价,刘芦隐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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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芦隐，江西永丰人，1894年。辛亥革命前后，刘芦隐就读于江西南昌省立第一中学。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游历全国，10月到达南昌，刘芦隐聆听孙中山先生的讲演后，主动前去拜访，开始投身革命。1915年刘芦隐加入中华革命党。1918年刘芦隐考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22年毕业。刘芦隐在美国留学期间，曾担任国民党美国支部总干事，经常给林直勉主编的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投稿，1921年林直勉离开美国，刘芦隐担任该报的主编。1923年刘芦隐与杨仙逸在美国开办飞机学校，同年5月刘芦隐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加拿大总支部总干事。在北美洲的五年多时间里，刘芦隐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展现了政治宣传和组织才干。

1924年，刘芦隐作为美洲华侨的代表回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风华正茂的刘芦隐身兼数职，十分忙碌。他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秘书，在宣传部部长戴季陶麾下展开教育和宣传工作，他不但从事制定军校、农校的教育计划，审查宣传书籍的常规工作，还参与校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演讲稿。5月，刘芦隐作为广州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大本营组织条例，规划考试制度的性质范围，其中考试院实行院长制还是委员制，考试条例实施后现任官员的甄别这一类具体问题均属于考虑范围。6月，因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提议，刘芦隐出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曾经想请刘芦隐担任粤军总司令部秘书，但刘“以宣传部、市党部、高等师范等职务纷集，极少暇晷”[1]为由婉言拒绝，这席话说明，刘芦隐除了服务于党政部门外还在高校任职。8月，三十岁的刘芦隐与奇女子最早的女同盟会员之一李佩书在广东结婚。

1924年9月底，刘芦隐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他和戴季陶、马超俊等国民党内的所谓反共“先进”十分接近，并与他们一道在沪开展国民党对青年工作，涉足工人运动。刘芦隐和戴季陶等人以调人的身份自居，穿梭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调解游说。1925年7月下旬，刘芦隐受吴稚晖、戴季陶等在沪国民党党员的派遣，前往广州磋商政治委员会议决方针实施办法。刘芦隐在广州时，发生廖仲恺遇刺身亡一案，以及胡汉民因廖案被迫出洋一事。回到上海后，对于广州的变故，刘芦隐向戴季陶等作了汇报，他认为整个事件是汪精卫为了排斥胡汉民，故意罗织各种罪名，其目的是取胡汉民之位而代之。刘芦隐同情胡汉民，愤恨汪精卫等人分裂国民党的行为。在上海期间，刘芦隐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教授，他出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上海大学教授。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刘芦隐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副部长，《中央半月刊》主编，国民政府立法院编译处处长等职务。刘芦隐在《中央半月刊》上发表不少文章，其中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表达了当时他的基本政治态度。他把中国革命与法俄革命相比较，得出中国革命已经走入法国革命的坏路，同时兼有走入俄国革命的绝路的结论，他认为形成中国革命现状的原因是孙中山的逝世和共产党的渗入，他提出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就在于是否忠实于整个的三民主义。他的这篇文章，显然是为了澄清人们的思想，实现思想上的“分共”。

1928年1月，胡汉民率队出国游历，刘芦隐一路相随，前往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锡兰、印度、埃及、土耳其、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等。回国后，刘芦隐在《中央半月刊》连载《国际考察记》共计二十余篇。《国际考察记》介绍此次出游的动机在于迎接即将到来的建设，为实施训政寻找经验，并称有两个具体的考察目标：一是落后的但是新近发生过革命且革命后成绩斐然的国家，比如土耳其;二是欧洲文明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宪政议会。在旅途中，胡汉民和孙科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该文对南京政府的建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伴随胡汉民左右的刘芦隐在其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从刘芦隐的考察文章可见，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引起了刘芦隐、胡汉民等人的注意，他们较早对于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本质进行了揭露。

1929年，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举行奉安大典，将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由北京运往南京中山陵安葬。刘芦隐具体负责宣传部的工作，包括指导编纂出版孙中山的生平及《哀思录》，征集关于孙中山的史料，对内对外宣传奉安大典实况等。其中，《哀思录》封面上的三个字由刘芦隐题签。同年，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芦隐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刘芦隐发表《怀仁堂的扩大会议为阎逆筹安》等文章，对以汪精卫、阎锡山为首的反蒋势力口诛笔伐，这年刘芦隐正式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27—1930年，刘芦隐积极支持南京政权，并认真积极地投入工作。

1931年2月，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直接影响了刘芦隐以后的政治道路，他追随胡汉民而远离甚至反对蒋介石。事发后，由于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具有很高的威望，蒋介石尚未能够一手遮天，属于胡派的刘芦隐仍然担任一些重要的工作：1931年3月，国民党中央第一百三十次常务会议通过《国民会议应确立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遵守之约法案》，并推定十一人为约法起草委员，刘芦隐为起草委员之一，4月起草委员完成《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并送交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交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讨论通过;5月刘芦隐出席国民会议;1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全会上刘芦隐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刘芦隐一度被任命为考试院代理副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务，并继续担任宣传部长。

1931年10月胡汉民被释放，他联合西南的陈济棠和桂系地方实力派，以两广为根据地，坐镇广州、香港，提出抗日、倒蒋、反共的政治口号，并展开积极活动，刘芦隐则是胡汉民的主要助手。1932年初，胡汉民等人为“使党成为真的革命党”，决定“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即“新国民党”。“新国民党”以西南执行部为中央机关，胡汉民为主席，邹鲁为书记长。为了扩大组织，在两广以外设立“部”、“分部”、“支部”等。1932年，刘芦隐辞去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务赴香港，被推为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担任“新国民党”长江交通部书记长，负责苏、浙、皖、赣、湘、鄂、川七省的党务工作，随后，他回上海从事工作。一直以来，刘芦隐并不赞成国民党内的分裂，他之所以参与西南的反蒋，除了亲近胡汉民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蒋的独断专行直接造成了国民党的分裂。

1933年1月，刘芦隐被胡汉民从上海召到广州，创办以胡汉民为主编的《三民主义月刊》，作为“新国民党”的机关刊物。刘芦隐在《三民主义月刊》上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包括《不抵抗主义的末路》、《讨蒋救国》、《国际现势的演变与太平洋争霸的趋向》，以及《从三民主义批判法西斯蒂主义》等，旗帜鲜明地要求实现全民族的抗日，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的专制独裁统治。

1935年，刘芦隐担任广州市仲元中学校长一职，该校是胡汉民为了培养“新国民党”的干部而设，胡汉民让刘芦隐起草学校组织章程，并在校内办了一届政治经济讲习班，学员由拥有革命意志并有大学学历的青壮年组成，他们一般由西南各地及其他与西南有关系的人士秘密保送到广州，再经过考试甄别录取。1935年2月开学，学期为一年，以政治经济知识的学习为主，同时，接受军事训练。结业后回到原地，从事宣传抗日、反蒋的政治活动。

1934年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蒋介石、胡汉民之间的矛盾略有缓和，刘芦隐等在上海与南京方面的戴季陶、叶楚伧等人接触，寻求蒋胡间的和解，观察国民党其他要人比如孙科等人的倾向，并将情况随时向胡汉民汇报。1935年11月，刘芦隐和其他一些西南方面的人员一起到达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刘芦隐当选为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再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1936年5月，胡汉民突发脑溢血在广州去世。胡派人士，一时群龙无首，“新国民党”、仲元学校等渐渐消失，刘芦隐的政治命运再度发生变化。1936年9月《中央党务月刊》登载：“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迄未到部，以致部务无人主持，兹经第二十一次常会议决以副部长方治代理部长，积极整理。”[2]然而，刘芦隐被罢免宣传部长一职，还只是噩运的开始。

1937年初，刘芦隐在上海突然被捕，其罪名是教唆刺杀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武昌遇刺身亡，凶手成燮超当场被抓，该案因蒋介石的震怒很快告破，挖出的背后指使人居然是刘芦隐。1937年6月，武汉地方法院判处刘芦隐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由于判决依据不可靠，所得供词有刑讯逼供之嫌，外加主要证人和作案关键之人没有找全，判决书所定之罪显然证据不足，刘芦隐当即不服上诉，后来始终否认犯有此罪。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刘芦隐被人陷害，陷害之人正是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特务。解放以后，沈醉的回忆肯定了上述猜测。但是，也有人认为杨永泰就是刘芦隐指使他人所为。于是，杨永泰被杀一案即成悬案。

刘芦隐上诉被驳回后，先后被关在武汉、成都，1938年日本飞机滥炸成都，他得到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关照，又被送到雅安。在雅安，刘芦隐敬佛诵经、作诗写字，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他的字刚柔相济，常有人来求字，刘芦隐将卖字得来的钱用于修缮古刹金凤寺。至今寺内还存有他的不少墨宝。1948年，刘芦隐回到成都，此时，蒋介石下野，李宗仁邀请他任国策顾问，他婉言拒绝。为躲避炮火，他回到雅安仍然过着逍遥的日子。

1950年春天，刘芦隐回到成都定居。1951年，刘芦隐被安排在四川省教育厅工作，后来由教育厅推荐到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当馆员，编撰《杜甫年谱》一书。1953年，刘芦隐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1955年后当选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刘芦隐自称是一个失败的人，真诚地表示要彻底地改造自己，并对解放之初的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满怀感激。他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参加公私合营、增产节约等一系列社会运动。1969年刘芦隐因肺心病发作去世。

刘芦隐有勇有谋，正直不阿，学问字画造诣很深，生前以“诸葛亮”自诩，懊恼不遇“刘备”，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刘芦隐原配夫人李佩书因刘芦隐被判有罪，郁闷吐血而死。1947年，刘芦隐娶周佩芳女士为妻。刘芦隐育有四子。

注释

[1]《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2]《中央党务月刊》第98期,第9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