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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宋仁宗赵祯是一代明君,“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等人都对他赞誉有加。那么宋仁宗到底为何被称为明君呢?
宋仁宗遇刺事件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十八夜里,宁静而戒备森严的东京皇宫内,忽然出现了四个手持短刀的黑色人影,沿途杀死几名值班的宿卫兵,把长兵器抢到手后,翻过落锁的廷和殿,直闯到皇后居住的福宁殿,他们企图行刺主宰一国命运的仁宗皇帝。
有一宫女听到动静后出来观望,被刺客抓住,要她说出皇帝的住处。由于宫女不敢泄露,结果被刺客残忍地砍断了手臂。仁宗皇帝听到宫女的惊叫声,估计殿外出了大事,冒冒失失就要开门出外察看。头脑清醒的皇后拖住仁宗,不让他出去。皇后立即打发宫人从旁门出宫,驰召都知官王守忠带兵入宫护驾。皇后估计刺客找不到皇帝,定会到处放火,借此烧死皇帝,她打发宦官们提水做好防火准备。果不其然,不一会儿,刺客就点燃了宫帘,宦官们奋力泼水,没有引起火灾,刺客的阴谋又未得逞。其他一些宦官听到动静后,纷纷聚拢到福宁殿,皇后就分派他们把守各路口、房舍,并把他们每人的头发剪下一缕,说等平贼以后论功行赏,将以其为证。宦官们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心和获得厚赏,没有不尽死力的。
宫廷宿卫兵赶来后,经过短时间交锋,有三名刺客当场毙命。剩下一名刺客冲出包围圈,边战边退,一直退到宫城北城楼上。他居高临下,防守着狭窄的楼道口,与宿卫兵对峙着。
仁宗皇帝让官员去查证刺客的身份,经辨认尸体得知,原来被杀的三名刺客是崇政殿亲从官颜秀、郭逵和孙利,经查证,断定逃跑到北城楼上的那个刺客是王胜,也是崇政殿亲从官。
仁宗皇帝一向以仁慈、宽厚著称,而他所亲近和信任的亲从官竟然对他下毒手,这真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在宿卫军士兵与刺客王胜的对峙中,他曾几次下令,不要杀死王胜,要从他的嘴里得到行刺的原因和背后指使者。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围攻王胜的宿卫兵和指挥官竟然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他们擒获王胜后肢解了他。王胜一死,活口全无,刺杀皇帝这样一件天大的事,竟成了无头之案。事过之后,有五位负责皇城安全的皇城司官员受到了降职外调的处分,而事发之夜,值班的皇城司官员杨怀敏却未受处分。因为事变发生在皇后寝殿之下,也有人想借机动摇皇后的地位。幸亏有大臣识破“奸人之谋”,仁宗才没有追究皇后的责任。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殿中丞吴奎还上书论述仁宗皇帝遇刺案,并请求查个水落石出。然而,不知受到什么思想支配和受到何种势力影响,宋仁宗当时既然没有果断处理好这件事,事过境迁之后,就更无法追究了,所以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成了一个无人解开的历史之谜。
为什么说宋仁宗是明君?
第一,他没怎么开疆拓土,祖先传给他多少领土,他传给后人多少;第二,对于发展经济,似乎也没有什么高妙的思路。然而,宋仁宗却被视为历史上少数明君之—,此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懂得“自守之道”。
所谓“自守之道”,指的是一个人对某种良好品质的坚守,无论外界如何改变,自己的内心始终如一。皇帝手中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这就使得一些人极其傲慢,将臣子视同牛羊。宋仁宗不是这样,他待人非常仁厚。某次,仁宗在宫内散步,不时回头看,随从们很不解。回宫后,仁宗对身旁的嫔妃说:“朕渴坏了,快倒杯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何在外面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让自己忍着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见他们准备水壶,我要是问的话,肯定会有人被处罚,所以只好忍着不说。”
宋代有个制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意思是国家的事无论大小,都要经过以宰相、御史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统的讨论,皇帝不能独断专行。宋仁宗一直敬畏着这种法度。仁宗很喜欢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想做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张贵妃给仁宗吹吹枕边风,仁宗满口答应。可仁宗的决定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没有通过。过了段时间,张贵妃故态复萌,仁宗也再次答应。那天临上朝,张贵妃送皇帝到殿上,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圣旨任命张尧佐做宣徽使,谁知包拯坚决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早就否决了吗?皇上您怎么可能推倒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前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自己想办的事因为廷议通不过只好放下,宋仁宗内心里未必没有不满,但他真正可爱的地方在于始终信任并竭力维护这种皇权监督体制。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叫太监进来给他梳头。太监见仁宗怀中有份奏折,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有歌伎舞女,升官了,还会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做声。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对,朕准备采纳。”这个太监自恃是皇上宠信的人,于是发牢骚:“倘若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听到这话,仁宗立即起身呼主管太监入内,将梳头太监及29名宫人清退。皇后问:“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非多余,为何将他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宋仁宗重自守之道,在于宋仁宗对国家前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仁宗看来,个人的一些事能否办成不是特别要紧,真正要紧的是不能办错天下大事,让国家陷入危境。宋仁宗曾说:“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南宋陈亮《中兴论》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次,有人劝宋仁宗独断专行。宋仁宗如此回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这两段话的意思其实差不多,都是说皇帝办错事比较难改,臣下办错事相对易改,还是讲“宪度”、尊重“廷议”制度为佳。
仁宗朝,北宋的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史家将其称为“仁宗盛治”。仁宗驾崩时,“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钱哭于大内之前”。消息传到洛阳,市民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使整个城市“天日无光”。讣告送至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拉着来使的手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还说要为宋仁宗设“衣冠冢”,足以说明宋仁宗在当时的威望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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